黄琛、 张海军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做好东城区历史文化发掘展示工作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注重结合普查、编制内部档案和学术研究等日常基础业务，有效实现成果转化，积极落实向社会公众进行文化传播的工作思路。
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主管全区的文化、文物、旅游事业。我局在日常十分重视对文物三大价值，特别是文史信息的考据、梳理、分析和传播。
2017年，考虑原“东城”、“崇文”行政区合并已近十年，现辖区集中了北京内外城、品级和类型更为丰富的庞大文物资源，为进一步总结和转化“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之成果，我局策划并启动了《东华流韵——东城文物纵览》的编辑出版项目。全书是一部涵盖东城区现存全部356项不可移动文物的专著，书稿参考了不对外公开的历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档案，并结合近年编纂的《东华图志——北京东城史迹录》《前门志稿》《南锣鼓巷寺庙道观志稿》；又将定位调整为：重视考据文献档案，强化不同街区之间文物的文化脉络关联，特别针对文物“前世今生”的沿变，及其地址与界划判定、人文与重大历史事件等进行补充。在长期从事文物管理的实践中，反思过去出书，容易仅重视建筑描述，疏于对文史和掌故之确凿的考证。讲述一处文物的文史信息，往往孤立地谈论具体的个项，或局限在一个特定点位的时期，叙述寥寥数字、稀松空乏，削弱了具备灵性的“故事”和“文脉”。欠缺足够容量的史料支撑，也降低了面向社会公众和学界的说服力，更直接造成文物基础档案不健全，甚至容易产生信息失准、核定讹误；而从宏观来看，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文物，又往往因人文或历史事件的联系，形成文脉交集，整体“升华”为历史 “功能区”和“文化带”的有机构成要素。如不重视对文史充分挖掘，自然很难提炼、评断“文脉”所隐含的附加价值。全书旨在扭转过去偏重建筑型文物志的定位，使每一篇幅充分援引史料，直观汇总文献、档案、专著、地契、回忆录、碑文拓片、民国报刊资料、历史照片和舆图、口述史笔记，有意识地将核定文物的“证据”取录全面，形成界定文物身份之逻辑依据，力求使学界和公众信服。该书现已汇编初稿约37万字，各类图片资料约400张，计划于2019年出版面世。
此外，为适应首都城市建设与古都名城保护工作协调发展，东城区积极推进可移动文物藏品的合理利用。为盘活辖区文物库房近三十年来积累的藏品资源，充分激活其文物价值，区文化和旅游局利用办公楼五层，专门打造了具备地域特征的区属历史文化遗产馆。展馆被建设成东城特有的一道文化形象窗口，于2018年5月18日正式实现对外开放。常设展线分为“木石檐宇——东城区不可移动文物展区”、“瑰宝遗珍一一东城区可移动文物展区”两大展区，分别概括着东城区的史地沿革和不可移动文物精粹；以及过去收藏于文物库房、首次面世的近200件可移动文物，类别涉及化石标本、砖石、木构、瓷器、铜器、金银器、漆器、碑刻拓本等，集中彰显了辖区丰富的文化层次。
二、关于挖掘和提炼历史文化故事，做好应用“策划”，尤其在公益文化、社会寓教领域，利用好、宣传好文物掌故和精神内蕴的工作思路。
东城区近年来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与“廉政文化”相结合，充分挖掘文物背后所蕴藏的“廉政元素”，积极打造文史遗存中的“廉政品牌”。具体依托高等级、人文知名度及影响力突出的文物为抓手，既重点去开展对建筑群的整体风貌保护，推动片区名人故居、社会人文遗存的宣传和利用，使其延续历史功能或赋予适宜的新功能；又在文化产业升级转型、公众文化服务机制、公共道德素质教育等层面营造更积极的社会效益，使文物服务当代、融入社会。通过对这类文物的开放和提升展线水平，打造一批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教育作用显著、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展陈项目。
例如基于文天祥祠、于谦祠、袁崇焕墓和祠建成的“三祠官德文化教育基地”,就以社会自古及今，对三位历史名人道德品格、气概作风的传统崇拜为情怀，即是结合文物古迹的核心价值观、人文内蕴，对其作出的一次统一升级改造，具有良好的文化定位与教育警示意义。展陈提升分别挖掘了三位历史人物的不同生平事迹、后人对其敬仰推崇的事例，提炼各自人物特点，于谦是少年励志，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为官清正，有担当有修行。文天祥是青年慕贤，清忠为报，刚毅忠信，矢志不屈，浩然之气，激浊扬清。袁崇焕是雄才伟略，武棱盖世，爱国爱民、英勇不屈；同时强调并弘扬彼此共性的“正气”与“官德”精神，统一表达当代社会对先贤的追思，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不变的是对古人高贵品德和价值观的景仰与向往。
教育基地体系的建立，旨在依托辖区内某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对文保单位的合理利用、造福社会民众；更集中将受众群体定位在国家从政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身份，推进官员职业道德建设。自2017年5月揭牌运营至今，“三祠”所代表的官德精神，对于教育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忧患意识、节俭意识，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一切唯实、一身正气、对党忠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此，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先生也给予了“东城区利用文物所蕴含的‘廉洁元素’进行党风廉政教育不仅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更能在全市范围内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的评价。
三、关于重视开拓平台和工作方式，引入高新科技手段，不断创新采集文物信息和价值传播的途径，优化业务效能和展示效果的工作思路。
近年来，全世界一直在探索数字技术在文物保护与利用事业中发展前景，也开展了一系列将数字技术运用到文物保护与利用中的实践活动。针对文物古迹实施三维立体化的扫描，并对其进行数字化建模，很快普及为一种高效的采集建档方式。鉴于数字技术有高识别度、数据精准和真实模拟等特点，以三维激光扫描为例，一座文物建筑在进行了三维激光扫描之后获得的点云数据图可以做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是可以与古建筑基准值进行比对分析，得到古建筑的歪曲变形、损毁面积等病害信息，从而达到安全评估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一段时期的两次高精度测量，分析古建筑在两次时间段之间的变形值或损坏面积比，就可以得出古建筑的变形损毁速率值，进而用变形或损毁预警值除以该速率值后，就能得出较为准确的预警时间值，从而达到提前预警防治监测的目的。
自2016年至2017年，我局协助北京市文物局督查处、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共同开展了全市统一规划组织的第一期文物建筑本体三维数据采集专项工作。该期采集以国家级和市级的高等文物保护单位为主，在东城择选了部分元明清三代、建筑规制较高、格局完好的大中型文物建筑群推行试点性采集，依靠点云等三维数据加工处理、自动生成正射影像图、三视图等成果，最终取得了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古观象台、顺天府学、隆安寺、柏林寺、于谦祠的整套三维数据。初步实现了脱离传统纸本、图表、平面影像手段，将这些珍贵不可移动文物信息，以细致到单体构件的标准，完整而真实地取录下来的目的，为多元化地完善文物基础“四有”资料，为探索文物保护与利用层面引入尖端科技手段，奠定了文物科研行政领域的实践基础。这种技术也因操作为非接触式，基本实现对文物本体的最小扰动，以及便于结合运用数字360全景、720云、虚拟现实（VR）等线上技术与线下宣传相结合的优势，易于在社会大中型博物馆、文物管理使用单位普及，从而优化升级文物展示与传播的手段。
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
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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